1981年6月的一个傍晚，西山招待所灯火通明。正在这里休养的陈云翻完一天的文件后，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日历括普投资，眉头紧锁。摆在案头的，是电力部十几位老同志联名递交的反对意见——写得客气，却句句不让李鹏出头。第二天，中央书记处碰头会一开场，陈云直接摊牌：“再这么拖，年轻干部永远等不到机会。”
他为何如此着急？问题出在年龄结构。彼时很多部委一把手六十开外，有的已年过古稀。抗战、解放时期冲锋陷阵的那批人身体渐渐吃不消，却又舍不得交棒，青年断层已成隐患。陈云深知，要让巨轮继续前行，必须在常态中完成新老交替，而不是等到非换不可时仓皇上马。
电力部是焦点。新中国电力基数低、任务重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全国人均装机容量刚突破百瓦，缺电成为制约工业扩张的顽疾。要想追上世界平均水平，部里需要一位精通技术又能拍板的掌舵人。部长刘澜波把目光锁定在李鹏身上，这位五十出头的副部长留苏学电，从基层电站跑到大型工程现场，软硬件都摸透了。论资历，李鹏不算顶尖老资格；论专业，他几乎是当时少有的“全链条指挥员”。
然而部里老同志不买账。他们的理由看似充分：李鹏年轻、威望不足，对全国系统情况掌握还欠火候；电网一多半在东北、西北，他却长期蹲华北和水电项目。最关键的是括普投资，“咱电力系统有自己的传统，部长最好出身本部门老电力”。说白了，排外情绪夹杂着对“空降”副职的天然警惕。
意见报告送到国务院财经委，刘澜波寸步不让，附在报告后的加页只有一句话：“李鹏同志最合适，没有第二人选。”陈云看后苦笑，“还是老刘脾气倔。”随即在批示上写道：“组织不能一味求稳，改革时期更需锐意进取者。”
7月初，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。会前小范围碰头，陈云把电力部争议拿出来，“就这件事，大家谈谈看法。”有人谨慎表示，先让李鹏再挂副职，过两年自然顺理成章；也有人直言，越困难的口子越要让新干部去啃，“电力部是试金石”。讨论僵持半小时，陈云突然提高音量：“老话讲‘十年树木’，年轻干部不先栽，哪来参天大树？耽搁不起！”场面瞬间安静。
当晚，会议纪要起草组连夜修改稿件，把“提拔五十左右干部”列入首条建议。十天后，中组部正式向国务院提交电力部干部调整报告，李鹏赫然被列第一序位。文件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审议时括普投资，还是有争议。会上一位老同志低声嘀咕：“技术干部行不行，还要看政治关。”陈云面无表情，仅抛出一句：“从苏联到长江，这人搞电三十年，政治上过不了关，还能让他负责华北电网？”会场再无反驳。
8月，任免电报发往各省电力局，李鹏正式接任部长。就职当天，部机关大礼堂座无虚席，台下不少老同志观望。李鹏上台先鞠躬，随后放低声音：“同事们是老前辈，经验宝贵。技术要争当尖兵，管理要讲民主集中制；有分歧可以提，但事关调度安全，决策一出全力执行。”十分钟讲话，没有豪言壮语，却把焦点锁在设备更新、负荷预测和统一调度三件硬任务上。会后，有位资历极老的处长私下说：“这小伙子没空话。”
接下来一年里，电力部推出一系列动作：统一110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设计规范；重启葛洲坝二期两台机组；与机械部协调攻克300兆瓦汽轮机长周期试运问题。处处都能见到李鹏的身影，有时深夜十二点还在调度大厅审图纸。有人戏言，“部长像检修班长一样抡扳手”。可正是这种“班长作风”让原本松散的条块迅速拧成一股绳。
1982年春，华东电网荷载创历史新高，迎峰度夏方案提前三个月落地。上海钢厂负责人打来电话：“今年没跳闸，产量多了两万吨。”一句“没跳闸”，在当时比任何表扬都管用。事实面前，曾联名反对的几位老人也服了。许多人主动递条子给组织部，“年轻人干得不错，我们甘当参谋。”
陈云得知情况后，只说五个字：“阻力在消融。”语气不再怒，却带着几分释然。干部年轻化不是一纸文件能够解决的，它涉及利益格局、情感惯性，更牵动一代人的精神坐标。李鹏的案例说明，只要有合适平台、制度护航，年轻并非软肋，反倒是强心剂。对组织来说，把合适的人放到急需的位置，就是最大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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